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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驱导报4月29日报道 “一千五百年前，中国用书籍征服了日本，而现在，日本却用坦克和大炮来答礼。”在《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华北前线》一书的“楔子：战争的迫近”中，作者贝特兰(书中译为勃脱兰)如是写道。当时，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还未发生，作为活跃在中国的英国记者——贝特兰已经预测到它的到来。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枪声不仅惊醒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此夜之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中国成为开展时间最长、持续时间最久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一时之间，大批外国记者云集中国，他们的足迹遍及各大战场以及抗日革命根据地，报道中国人民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的斗争情况，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
　　七十多年过去了，战争的枪炮声早已远去，但是人们依然难以忘怀那段历史。图书、影像、亲历者口述……不断地还原着战争的残酷和斗争的艰辛。而在庞大而纷杂的史料中，今年3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推出了《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系列丛书。那些曾经为中国人熟知的爱泼斯坦、贝特兰、斯坦因等外国记者笔下的抗战记录重新被收集整理成册，为我们了解那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贝特兰是卢沟桥烽火的见证者。“七七事变”后第四天，他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到达北京采访。
　　“那些褐色的坦克车和榴弹炮，对于雕刻精致的白石梁桥和淡红色的壮丽宫墙，真是一种莫大侮辱。”他在《古都的沦陷》一文中写道。这位新西兰籍英国记者、作家曾经在伦敦《泰晤士报》工作，1936年就曾来过中国，成为中国抗战诸多重要关头的亲历者。当时，他还突破重重封锁到达了延安。
　　“我是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国访问者。”贝特兰曾非常自豪地说过，他在延安最大的收获就是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接见，“我访问毛主席，是在他自己家内——一间隐蔽在延安高耸绝壁下面、宽敞的山洞住宅，我们是在晚上开始谈话，并且时常谈到深夜，点在我们中间桌上的蜡烛，烛泪流成沟槽，烛光映出奇异的影子在弧形的屋顶上。”
　　毛主席就贝特兰提出的各种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后该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此后，他奔赴抗日前线，采访了朱德、贺龙、萧克、刘少奇等人，同时对前线生活也作了描写，刻画了一个充满朝气的抗日战场上的英雄群体形象。
　　和贝特兰一样，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也见证了整场战争的开端。
　　1937年7月7日，正在北京西郊卧佛寺度假的他，突然听到了从卢沟桥传来的炮声。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爱泼斯坦开始了真正的战地记者生涯。1937年到1938年，他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
　　到达南京的第一个晚上，爱泼斯坦被震耳欲聋的轰炸声和高射炮声惊醒。他趴到窗前，看见防空系统的探照灯和五颜六色的曳光弹交叉照射，搜索着敌机。他下楼来到街上，看到横七竖八的尸体，“我这才清醒过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938年4月，爱泼斯坦在离开武汉后奔赴前线采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向世界及时报道了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这场重大胜利。“中国的士兵并非是具有步枪的自动机，而是一个为谋祖国解放的忠勇战士。”他说。
　　后来，爱泼斯坦把自己在前线的经历写成了《人民之战》一书，作者开篇明义：“当中国老百姓第一次站起来并且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历史开始了。”
　　宋庆龄在读了爱泼斯坦的《人民之战》清样后给予高度评价，“这本书不同于任何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把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应该读一读。”《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 斯诺则称赞《人民之战》是“极为出色的战争新闻作品，对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充满同情和理解”。

　　【延伸阅读】报道抗日战争的外国记者(二)：提供了历史新维度
　　国际先驱导报4月29日报道 “一千五百年前，中国用书籍征服了日本，而现在，日本却用坦克和大炮来答礼。”在《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华北前线》一书的“楔子：战争的迫近”中，作者贝特兰(书中译为勃脱兰)如是写道。当时，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还未发生，作为活跃在中国的英国记者——贝特兰已经预测到它的到来。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枪声不仅惊醒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此夜之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中国成为开展时间最长、持续时间最久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一时之间，大批外国记者云集中国，他们的足迹遍及各大战场以及抗日革命根据地，报道中国人民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的斗争情况，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
　　七十多年过去了，战争的枪炮声早已远去，但是人们依然难以忘怀那段历史。图书、影像、亲历者口述……不断地还原着战争的残酷和斗争的艰辛。而在庞大而纷杂的史料中，今年3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推出了《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系列丛书。那些曾经为中国人熟知的爱泼斯坦、贝特兰、斯坦因等外国记者笔下的抗战记录重新被收集整理成册，为我们了解那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深赖明达的编者与本书中对于编者提供宝贵资料的国际友人们，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替我们做出了。”郭沫若在英国著名记者田伯烈所写的《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他表示这“正是我们所筑着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的写照了”。
　　这是最早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书，田伯烈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外界全面、系统、公开地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西方人，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布日军在南京及沪宁一线屠杀30万以上中国平民这一数字的人。
　　《目睹中之日军暴行》采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日军罪行报告及第三国人士贝德士、费吴生和马吉等事件目击者的书信、日记和《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等有关报道编写而成。书中惨绝人寰的悲剧都是通过当事人的口述整理，书后还附有详细的“南京暴行报告”，除中文版外，该书还发行了英文版、法文版、日文版等语种版本。
　　除了真实记录战争，与当时的国内记者如范长江、陆诒、曹聚仁、秋江、丘东平等人相比，外国记者的作品对抗战的描述还提供了另外一个维度。以淞沪会战为例，中外记者都有描写，并都以书的形式结集出版，但视角却各有不同。
　　丘东平作为十九路军的一员，参加了1932年淞沪会战的全过程，后来加入新四军并战死在战场。由欧阳山、草明、东平、邵子南等人集体创作，东平执笔的《给予者》，描写了爱国者黄伯祥从卡车司机成长为一名战士的历程：在淞沪会战中，这位国军少尉排长由于表现突出，在战火中提升为连长。书中多次写到肉搏战，除描写了淞沪会战的残酷，还歌颂了战士们的不怕牺牲精神。东平的代表作品《第七连》则以弟弟丘俊为叙述者，讲述了淞沪会战的细节，展现了一名普通士兵在国难面前的家国情怀。
　　很显然，中国记者关于淞沪会战的描述增加了个人情感，而且所写的内容以小说的手法表现出来，人物有塑造的成分在里面。而外国记者则通过另外一个角度对淞沪会战作了描写。
　　《上海不宣之战》的作者美国记者勃鲁司就以日记体的形式对第二次淞沪会战作了描写，“本书内所载之事实，及发展之程序，其大部分皆为作者所目睹，其余部分乃从中立之新闻记者、通讯社及新闻发言人摘得，本书所根据消息之来源，亦明白注于册中。作者在编辑此书时，曾尽力避免任何个人之私见记述于内，抱绝对中立之态度，以记载正确之事实。”他在自序中写道。
　　可以说，以日记体来反映战时情况具有一种军事档案性质，在反映战争细节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在书中，还有三分之一篇幅的照片内容，关于这些照片，“皆系在三千余照片中，郑重拣选，凡对于记载之事实有切身关系者，乃刊于册中，俾读者于浏览本书时，如身历其境，目击当时之事变，对中日战争，得到真实之印象”。中外记者关于淞沪会战的描写，其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延伸阅读】报道抗日战争的外国记者(三)：一笔客观、公正的历史史料
　　国际先驱导报4月29日报道 “一千五百年前，中国用书籍征服了日本，而现在，日本却用坦克和大炮来答礼。”在《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华北前线》一书的“楔子：战争的迫近”中，作者贝特兰(书中译为勃脱兰)如是写道。当时，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还未发生，作为活跃在中国的英国记者——贝特兰已经预测到它的到来。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枪声不仅惊醒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此夜之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中国成为开展时间最长、持续时间最久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一时之间，大批外国记者云集中国，他们的足迹遍及各大战场以及抗日革命根据地，报道中国人民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的斗争情况，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
　　七十多年过去了，战争的枪炮声早已远去，但是人们依然难以忘怀那段历史。图书、影像、亲历者口述……不断地还原着战争的残酷和斗争的艰辛。而在庞大而纷杂的史料中，今年3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推出了《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系列丛书。那些曾经为中国人熟知的爱泼斯坦、贝特兰、斯坦因等外国记者笔下的抗战记录重新被收集整理成册，为我们了解那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当时，这些外国记者活跃在抗战的第一线，不论是主战场还是在后方游击区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这些记者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抱有深深的同情心，其写作的出发点是为了向世界传达东方主战场上的真实情况，所写的内容不仅使读者对抗日战争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同时也成为了珍贵的历史史料。
　　通过阅读《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系列，会发现记者们的笔下既有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报道，如描写了许多浴血杀敌的场景和细节，同时在书中也客观公正地揭示了战时中国各派力量的政治主张、抗日战略及中国政局的现状、缘由和发展趋势；又有中国北部和西部解放区的见闻和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的事迹，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进行了直接的、较深入的、公正客观的报道和介绍。这些内容，都为英勇斗争的中国人民争取国际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提供了有力帮助。
　　如《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刚出版，就在国内激发了中国抗日军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愤慨，对坚定人民的抗日决心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国际上，该书在帮助人们认清日本法西斯的凶残本性和狰狞面目的同时，也为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和声援。
　　抗战结束以后，该书又成为清算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有力证据之一。如今，人们更多地把它当作一份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献，其真实性、公正性历来为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学者所推崇。
　　而美国记者福尔曼的《中国解放区见闻》、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书则对延安与中国共产党作了详细描写。关于延安，斯坦因写道：“第一，这里没有厌战情绪，只有开路先锋者的社会的坚持的战斗热情；第二，不依赖外来援助；第三，不论年龄多大，这里的人看来特别年轻，而且充满了欢乐与信心；第四，他们似乎决不私下互相说坏话；延安的领袖了解国民党和国民党区域的情形，似乎比重庆了解延安及其区域要多。”不仅澄清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许多造谣和歪曲宣传，而且使人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与前途。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当年外国记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客观、公正地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时值抗战胜利70周年，重新整理出版这些图书，对铭记历史，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解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抗战、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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